第十二章：董鄂氏的黄马褂，与血统的“漂白”

同治十一年，公元1872年。

这一年的奉天正经历着一场名为“清丈旗地”的行政巨震。随着《北京条约》后的局势动荡，清廷不仅要防着外患，更要命的是国库空虚。为了整合资源、重振旗务，黑土地上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户籍重编与旗产登记改革。

这本是朝廷试图从八旗贵族手里收回兵权与财权的利刃，可在地方官吏的眼中，这却是一场天降的豪雨——清丈意味着重划，重划意味着混乱，而混乱，则意味着无数可以靠金钱填补的“公文漏洞”。

“这是一次洗牌，二虎。”赵大龙在新民的密室里，低声对董二虎说道，“现在的奉天衙门乱成了一锅粥，旧的账本被付之一炬，新的佐领们正忙着在白纸上填名字。只要银子使够了，死人能变活，汉子能变满，逃犯能变勋臣。”

此时的董二虎，虽然坐拥西佛镇千垧地，但在大清朝的律法里，他依然是一个“民”。在奉天，民见旗要矮三分，更别提他这个还挂着“教民”头衔、在深山里私聚人口的危险分子。

青麻坎那边，杜三豹管理的地盘最近来了大批山东船民移民。这些人原本在大运河上跑水路运输，多是青帮出身，帮规严密，手脚利落。杜三豹作为辽河水运的背后操盘手，眼见这些青帮汉子掌控了上游船运，若不结盟，早晚生出事端。虽然不情愿，他还是咬牙南下扬州一行。

扬州的大运河边，瘦西湖畔的烟花巷里，杜三豹会见了传说中的青帮老帮主。那老帮主虽已衰败，昔日威风不再，却仍坐在高堂之上，接受后辈拜码头。杜三豹跪下磕头，认了辈分，成了青帮堂主之一。帮主赏了他一柄短刀和一枚铜牌，从此辽河水道上，青帮船只畅通无阻。

在扬州的那几日，杜三豹彻底放纵了一回。他本是粗人，好酒好色，扬州瘦西湖的秦淮风月让他流连忘返。夜里，他流连于那些画舫妓院，点了几个最红的姑娘。那些扬州女子细皮嫩肉，嗓子甜得像蜜，会弹会唱，会撒娇。杜三豹抱着一个叫翠玉的姑娘，在画舫的雅间里醉生梦死。先是听她弹琵琶唱小曲，然后酒意上头，把她压在软榻上。翠玉娇笑连连，解开衣裳，露出那雪白的肌肤和玲珑曲线。杜三豹粗鲁地亲她，双手在她胸前揉捏，翠玉低低呻吟，腰肢扭动迎合。他分开她的腿，用力进入，动作猛烈如狂风骤雨。翠玉叫得又软又浪：“爷……慢点……奴家受不住了……”画舫摇晃，水声啪啪，混着她的娇喘，持续了大半夜。

事后，杜三豹搂着她，满足地叹气：“扬州这地方，真他娘的销魂。以后得常来拜码头，顺便快活快活。”

回来后，杜三豹有了青帮堂主的身份，却没去办理旗人身份。青帮本是反清复明的遗脉，根子深扎在运河水道上，杜三豹虽不反清，但也觉着这层身份更实惠。赵大龙劝他换旗籍，他摇头笑笑：“大龙哥，旗人虽好，可青帮这层皮在水上更管用。反清就反清吧，老子又不真反。”

唯有董二虎，听了赵大龙的安排，动了心。

为了这个“身份”，赵大龙动用了他在盛京将军府及各旗营里积攒的所有人脉。

最终，一个绝妙的机会落入视野：沈阳北陵附近，有一支世居于此的董鄂氏分支。这一支原本是正白旗下的精锐，负责守卫皇祖陵寝，但到了这一代，唯一的支柱是个病入膏肓且膝下无嗣的老军。

“挂靠在这老人家里，你就是他的嫡亲子侄。”赵大龙比划着，“你是董二虎，他叫董鄂某某，只要改一个字，你的祖宗就是跟着太祖努尔哈赤入关的功臣。从此，你是‘世居北陵的守陵旗军后裔’。”

然而，这个计划的代价是惊人的。贿赂佐领、打通户部司吏、给那老人置办身后事、再加上上下百十个关卡的“辛苦费”，预计需要近千两白银。

董二虎心疼得整夜睡不着觉。这可是他这些年开盐场、拔树桩、种大豆攒下的所有血汗钱。

“二虎，这银子不仅要花，还得花得干净利落。”

沈清婉坐在董家大院的炕头上，手里捏着一张发黄的清丈草图，眼神里透着一种江南女子少有的决绝。

董二虎有些犹豫：“清婉，那可是咱的家底子。没了这近千两白银，咱在西佛镇的酒坊、油坊怎么周转？就为了一层满人的皮？”

“那不是皮，那是甲。”沈清婉声音清冷而坚定，“你是汉人，你赚得再多，官府一纸批文就能让你倾家荡产，那些胡子土匪也敢盯着你的脖子。可如果你是正白旗的董鄂氏，是北陵守陵的旗军，你就是‘主子’。你招募流民那是‘编练旗丁’，你开垦荒地那是‘经营旗产’。在大清朝，这层身份能挡住九成的灾祸，更能让你在这辽东站到台面上说话。”

沈清婉看着丈夫，语气缓和了些，却更深沉：“我在江南见过太平军杀人，也见过官府怎么吃人不吐骨头。没有个像样的家门，咱们这种横财，守不住三代。花光积蓄，咱们还能靠水车再赚回来；可若是错过了这次行政改革的乱局，你这辈子都只能当个有钱没命的‘富户’。”

借着政府改革的东风，一场精心策划的“认祖归宗”在上演。

在赵大龙的安排下，那个老旗军颤颤巍巍地在宗谱上按下了红手印，承认了董二虎这一支“失散多年的血脉”。随后，银票像纸片一样飞进佐领、副都统乃至更高级官员的后门。

在那段权力交接最混乱的时期，负责清丈的官员甚至连二虎的长相都没看，便在新的册页上落下了朱笔。

一八七二年的秋后，一份加盖了盛京将军府印章的公文发到了董家：

“兹有正白旗董鄂氏后人董二虎，祖上世居北陵，忠心守陵，今重编入册，承袭旗地，录入旗籍……”

当那身天蓝色的正白旗旗装送到董二虎手中时，全家人都长舒了一口气。

有了这个身份，董家的生意发生了质变：官府再想查税，必须经过旗籍佐领，不能随意敲诈；董二虎在西佛镇的那千垧地，名正言顺地挂上了“旗产”的招牌，再也没人敢说他是“强占民田”；他从此可以出入奉天的旗人会所，与那些原本高高在上的贵族称兄道弟。

赵大龙举杯贺喜：“二虎，不，现在该叫你董爷了。这正白旗的血统，够咱兄弟再横行五十年！”

沈清婉站在夕阳下的院子里，看着那公文上的红泥大印，嘴角浮起一抹苦涩而欣慰的微笑。她知道，为了这千两银子，她卖掉了所有的嫁妆，也赌上了家族的未来。

在这片被混乱管理、被贪婪侵蚀的黑土地上，一个农民出身的木匠，终于通过一场“身份的漂白”，完成了他从“劳力者”到“统治阶层”的最惊险一跃。

西佛镇的董家大院，从此在门口挂起了象征身份的旗杆。而这根旗杆，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动荡岁月中，保住这三大家族基业最坚固的定海神针。

第十三章：营口的盐、新民的旗与西佛镇的土围子

一八七三年，换上了正白旗董鄂氏户籍的董二虎，做出的第一个动作就惊动了辽东的半个商界——他以“旗产经营”的名义，拿下了营口盖平一带的老盐场。

在大清朝，盐政是国之命脉，属于典型的“官督商办”或“官产”。汉人商人即便再有钱，也只能做个拿牌照的二级分销商，绝难染指产盐的滩涂。但现在的董二虎不同了，他胸前挂着正白旗的腰牌，手里握着盛京将军府清丈旗地的红头公文，这些盐场在他眼里，成了名正言顺的“旗地收益”。

二虎重操旧业，将在天津长芦盐场反复验证的牛力水车技术，成套搬到了营口。

营口的盐业生态瞬间被重塑：以往靠人工肩挑背扛引水的旧滩，如今由几十台轰鸣的牛拉水车代劳，卤水提升的速度快了十倍；这是一着极妙的商业棋局，赵大龙运豆的船队从新民顺流而下抵达营口，卸下大豆后，以往往往要空船返航，如今二虎廉价生产的海盐成了最好的“压舱物”；船队溯流而上回到新民，廉价的食盐在此中转，顺着科尔沁草原的马队一路向西北辐射，那些吃够了土盐苦头的蒙古部落，为了赵家带去的优质海盐，不惜用最精壮的马匹来换。

这一套“南盐北调、豆盐对流”的闭环，让董、赵、杜三家的财富如同滚雪球一般，在辽河水面上越滚越大。

与二虎的四处出击不同，赵大龙在暴富之后，反而展现出一种深沉的“稳”。他深知旗人圈子的忌讳：可以有钱，但不能张狂得没了规矩。

他在新民府城外的老家，按照正统旗庄的格局，起了一座气吞山河的大宅子。

这不仅是一座民宅，更是一处集生产、仓储、中转于一体的家族总部。宅院深邃，共有五进院落，青砖墁地，磨砖对缝。最显眼的是大门外左右竖起的两根三丈六尺高的梭罗杆子，顶端套着锡斗，红漆映日，代表着这家主人不仅是旗人，更是受过皇恩、祭过神灵的高级旗军后裔。

在大宅十里外的新民府城里，大龙借着交通要道的便利，扩建了规模宏大的“赵家大车店”与“万盛烧锅”。大车店占地数十亩，能同时停泊上百辆马车，是科尔沁马队与关内流民的集散中心；车店上空，那面巨大的杏黄底色黑字“赵”大旗迎风招展，在新民，这面旗就是通行证，不管是过路的胡子还是查私的营兵，见旗绕行，已成了默认的规矩。

赵大龙坐在后花园的凉亭里，听着不远处烧锅里蒸汽升腾的轰鸣声，看着堆积如山的木材和豆饼，心中构筑的是一个稳固的权势堡垒。

如果说大龙追求的是“气势”，二虎追求的是“效率”，那么二虎的太太沈清婉，追求的则是“万无一失”的绝对安全。

见过太平天国杀人如麻、尸横遍野的沈清婉，对这片看似平静的黑土地始终抱着极大的警惕。她没有让二虎像大龙那样建华丽的宅子，而是选中了西佛镇一片低洼地中唯一的高台——那是一块高出地平线四五米的黄土高台。

她在那上面督造了一个让当代土匪望而生畏的董家土围子。

这座堡垒的构筑极尽狠辣：围墙厚达一米有余，是用熟石灰、糯米汁混着黄土，由精壮劳力一锤一锤夯实的，这种墙，寻常的小口径火药枪根本打不透；堡垒中心是一座四层高的主建筑，登高远眺，方圆十里内的青纱帐动向尽收眼底；四个角楼向外突出，形成了完美的交叉火力网，二虎在里面私藏了从俄国和营口洋行弄来的洋枪；沈清婉正在疯狂攒钱，她的目标是把这万余平米的夯土外墙全部包上青砖，让它变成一座真正的、永不陷落的私人要塞。

“二虎，新民是给活人看的名声，营口是给官家看的账本。”沈清婉站在土围子的最高处，看着脚下那片被排干了水的黑土地，声音轻柔却有力，“但西佛镇这个堡垒，是给子孙后代留的命。万一哪天乱世再起，只要这围子在，咱们董家的根就在。”

至此，三家的格局发生了微妙的演变：赵大龙成了门面，是家族在旗人社会和官场博弈中的“外交家”；杜三豹掌控着保险队与水运航线，是家族的“暴力机关”；而董二虎夫妇，则在西佛镇深耕技术与堡垒，成了家族的“军械所与钱袋子”。

一八七三年的辽东，大雪纷飞。而在新民、西佛镇与营口之间，一个由机械、海盐、烈酒与土地交织而成的庞大怪物，正借着“旗人”的合法外衣，在黑土地下无声地扩张着它的根系。

他们不再是当年那个在码头讨生活的流浪者，他们已经成了这辽河平原上，连奉天将军都不得不高看一眼的——地方门阀。

这一年，沈清婉的第三个孩子终于生了。孩子落地时，董二虎守在产房外，心跳如鼓。稳婆出来报喜：“恭喜董爷，是个千金！”董二虎脸上笑容僵了僵，这已经是他虽强颜欢笑抱起女儿，心里却掠过一丝失落。这份家业，这千垧地，这土围子，总得有个儿子来继承吧，他已经有了三个女儿？女儿再好，终究要嫁出去。

沈清婉坐月子时，看透了丈夫的心思。她身子刚恢复些，便拉着董二虎到内室，轻声说：“二虎，那丫头小莲，你也玩够了。把她嫁出去吧，省得我听着隔壁闹心，也省得你总惦记。”

董二虎一愣，却也点头。杜三豹帮忙张罗，找了个牛庄烧锅的主家，那家主母早亡，正缺个填房。小莲被风风光光嫁了过去，偏房从此空了。

送走小莲那夜，董二虎回到正房，沈清婉已洗得香喷喷，躺在炕上等他。她虽刚生完孩子，身子稍丰腴了些，却更添成熟的风韵。董二虎关上门，上炕抱住她，亲她的脖颈：“清婉，你不怪我？”

沈清婉轻叹，环住他的脖子：“怪又如何？这家业是你挣的，我只想你把心放正。来吧，咱们再生一个，这次要个儿子，好继承这份基业。”

董二虎血脉贲张，吻上她的唇，手掌探入衣内，抚上她仍饱满的胸乳。沈清婉低低哼了一声，身子软下来。两人衣裳很快褪尽，董二虎亲遍她的全身，从唇到颈，再到胸前那对因哺乳而更丰盈的乳房。他含住乳尖，轻咬吮吸，沈清婉喘息渐重，腰肢扭动。

他手指向下探去，触到那处已湿润的花径，轻轻揉按。沈清婉咬唇忍着，却很快受不住，细细叫出声：“二虎……快进来……”董二虎进入时，她弓起腰迎合，声音柔媚：“慢点……我刚生完……”

两人纠缠良久，董二虎动作渐猛，沈清婉却忽然翻身，跨坐在他腰上。她俯身吻他，腰肢自己扭动，掌控节奏。董二虎双手托住她的臀，看着她起伏的身影，胸前晃动，喘息道：“清婉……这样……好紧……”

沈清婉脸红如霞，却坚持道：“有人说，女上位时射，能生儿子……二虎，你就……就这样……”她加快动作，里面一阵阵收缩。董二虎再忍不住，低吼一声，紧紧抱住她，在她体内释放。

事后，两人相拥而卧。沈清婉贴在他胸口，轻声道：“二虎，这家业这么大，总得有个儿子传下去。女儿再孝顺，也是别人家的人。咱们再努力，生个胖小子，让他继承西佛镇的围子、营口的盐场……”

董二虎亲了亲她的额头，眼里满是期待：“对，生儿子。咱们董家，不能绝后。”

一八七三年的辽东，大雪纷飞。而在新民、西佛镇与营口之间，一个由机械、海盐、烈酒与土地交织而成的庞大怪物，正借着“旗人”的合法外衣，在黑土地下无声地扩张着它的根系，等待着一个能继承这一切的男嗣。

第十四章总结章：盛世余晖与时代转场——同光中兴下的东北崛起

历史往往被后人的笔触层层涂抹。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，晚清只有丧权辱国的哀鸣、割地赔款的耻辱，以及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的荒唐故事。然而，当我们拨开这些浓墨重彩的迷雾，回到1862年那个“辛酉政变”后的起点，却会发现一段被长期忽视的真实繁荣——同光中兴。

从1862年（同治元年）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，这三十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罕见的“战略机遇期”。慈禧太后虽深居宫闱，却以高超的政治平衡术，在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汉臣与满洲贵族之间撑起了一片相对宽松的天空。这不仅仅是一场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，更是一场从沿海辐射到内陆、从江南蔓延到塞外的经济与社会复苏。

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十年（1864—1874年），大清帝国以惊人的速度从全国性大乱中恢复过来。战后人口迅速回升：据户部统计，1864年全国人口约2.3亿，到1873年已回升至约3.1亿，年均增长率超过3%。农业生产恢复迅猛，江南、两湖、华北等主要产粮区在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的督抚下，推行减免钱粮、兴修水利、推广桑棉等政策，粮食产量在1870年代已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。民间商业活跃，上海、汉口、天津等通商口岸的贸易额从1860年的约5000万两白银，迅速攀升至1870年代的1.5亿两以上。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在改善：米价相对稳定，布匹、茶叶、糖等日用品价格回落，各地集市重现繁荣景象。社会相对稳定，大家忙着赚钱、娶妻生子、重建家园，这种“休养生息”的氛围，正是同光中兴最初十年的真实写照。

第二个十年（1874—1884年）基本延续了前十年的发展轨迹。洋务派推动的“求富”政策初见成效：江南制造总局、福州船政局、金陵机器局等军工企业陆续投产，轮船招商局1872年成立后，短短几年就拥有了数十艘轮船；铁路、电报、开平煤矿等近代工业萌芽出现。民间资本也开始活跃，山西票号、广东十三行旧商、江浙丝绸茶商纷纷转向投资近代企业。人口继续增长，1873—1883年间全国人口从3.1亿增至约3.5亿，东北“闯关东”移民潮正式启动，山东、直隶、河南等地每年有数十万流民北上，吉林、黑龙江的荒地被大规模开垦，大豆、玉米、高粱产量激增。社会整体维持着一种“承平”气象，虽然边疆仍有小规模动荡（如新疆收复战），但内地百姓的生活确有改善，市井间已少见战乱时期的饿殍遍野。

第三个十年（1884—1894年），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，老一代中兴名臣逐渐式微，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相继凋零，新一代官僚和知识分子开始登场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已彻底进入电报、铁路、蒸汽船主导的新时代。1880年代，欧美列强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，电力、内燃机、电话等技术相继出现；日本明治维新进入深水区，1889年颁布宪法，1890年开设国会；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开始修建。这些外部变化如潮水般涌来，中国被迫面对新的变局。电报线从沿海伸向内地，铁路从唐胥路起步缓慢推进，蒸汽船取代帆船成为远洋主力。东北的开发也进入新阶段：营口港贸易额从1870年代的每年约800万两白银，增至1890年代的近3000万两；大豆出口成为中国最大的单一商品出口品，1893年出口量已达2000万石以上。但与此同时，内部矛盾积累、财政拮据、军队腐败、官僚守旧等问题日益凸显，盛世余晖中已隐现转场的暗影。

在这段时代大背景下，东北的“黄金三十年”显得格外醒目。由于《北京条约》后的对外开放和内部行政改革，原本作为“龙兴之地”被封禁两百年的东北，终于迎来了波澜壮阔的开发潮。人口红利爆发：朝廷逐渐默许甚至鼓励“闯关东”，1860—1890年间，关内移民累计超过500万，将黑土地变成了中国新的产粮基地；贸易爆发：营口开埠后，大豆、豆油、豆饼、海盐不再是地方糊口物资，而是换取洋火、洋布、机器设备的“黑色黄金”，1890年营口港大豆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近四成；秩序重组：像赵大龙、董二虎、杜三豹这样的人，正是抓住了同光中兴的红利。如果没有当时相对宽松的旗产改革、没有“官怕洋人”带来的宗教缝隙、没有对民族工商业的默许，他们的榨油机、水车、保险队早就被守旧的体制碾碎了。

慈禧太后被后世极度污名化，或许是因为她作为一个统治者未能阻止大厦之将倾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她曾亲手为中国、为东北撑开了这三十年发展的空间。这不是大清不够努力，而是在同一时期的邻居——明治维新后的日本，其演进速度已然“逆天”。

进入第二个十年后，三兄弟的势力在辽东平原上彻底扎根，并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扩张。

赵大龙在新民经营的大车店，已成为科尔沁草原与关内贸易的咽喉要道。店面从最初的几间土屋，扩展到占地数十亩的庞大驿站，能同时停泊上百辆马车，雇佣伙计数百人。赵家还在青坨子置办了一个大旗庄，占地数百垧，养马数千匹，专事牲畜交易。往北发展，在铁岭和郑家屯都设了大车店分号，生意一路延伸到洮南和科尔沁草原腹地。赵家既从蒙古部落购买优质牛马、羊群，又收购当地高粱、大豆，转手贩卖到营口；同时从营口购进洋货、烈酒、海盐，再北上草原换取皮毛、牲畜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内陆贸易链。赵大龙本人虽已年过半百，却仍常骑马巡视各分号，腰间佩刀，身后跟着一队保险队护卫，俨然草原上的“赵王”。

杜三豹则彻底掌控了青麻坎一带的水运。他管理的地盘成了山东船民移民的乐土。这些移民多是青帮出身，熟稔水路运输，帮规严密。杜三豹虽不喜青帮的反清底色，却不得不与之结盟。他南下扬州拜码头，认了辈分，成了青帮在东北的第一大分支，辈分之高，在江湖上无人敢轻视。杜家由此成为几万山东移民的实际领袖，控制辽河下游全部水运航线。杜三豹既是牛庄烧锅的大老板，又是辽河水上的“杜爷”，同时在辽中、台安一带与赵家、董家联手开荒，抽干沼泽，建立大型农场。三家合力，积累了十万晌良田，杜家独占其三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地主。江湖上提起“青麻坎杜三豹”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畏；可私下里，大家又敬他义气、讲信用，是辽东难得的“江湖大佬”。

董二虎夫妇则深耕营口与西佛镇。营口的榨油生意已成为东北最大的机器化油坊，年产豆油、豆饼数十万斤，远销日本、俄国。董家还建起机械加工厂，专门输出牛拉水车、拔桩机、绞盘等农具，供奉天、吉林各旗庄使用，订单源源不断。董二虎在盘山、营口等地购置了大量土地，农场规模已达数万晌。为了有人继承家业，他拼命劳作。沈清婉接连生了五个女儿后，终于在得了一子。那孩子出生那天，西佛镇土围子内外鞭炮齐鸣，董二虎抱着襁褓中的儿子，泪流满面：“这下好了，有后了！这十万晌地，这机器厂，这土围子，总算有人传下去了。”

一转眼，日子就到了1893年，也就是光绪十九年。

这是漫长平静的最后一年。在新民，赵家的大宅里已经通了来自奉天的电报线；在西佛镇，董二虎的土围子已经大半截包上了厚重的青砖，碉堡上的加特林机枪反射着冷光；在牛庄，杜三豹的船队已经顺着太子河延伸到了长白山脚下。

父辈们已经老了，他们用蛮力、机巧与血汗，在乱世中强行挖出了一座金山。而现在，轮到他们的孩子登场了。盛世余晖之下，新的时代正在悄然转场。电报的滴答声、蒸汽船的汽笛声、铁路的铁轨声，正从远方传来，像命运的钟声，敲响了下一个三十年的序曲。东北的黑土依然肥沃，辽河依然奔流，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。

第十五章：十三子快枪，与“胭脂虎”

一八九三年的中秋，新民府的天空蓝得透明。虽然刚过晌午，城里最显赫的“赵家楼”已经炸开了锅。三楼最尊贵的雅间里，红木圆桌上杯盘狼藉，上好的“万盛烧锅”酒香混着浓郁的熏肉味，还有一股子散不开的刺鼻硝烟。

“好！振东少爷这一手，依克公看了也得赏个顶戴！”

起哄声中，一个二十一岁、身着镶黄边对襟马褂的青年，正半蹲在回廊的雕花栏杆上。他便是赵大龙的长子，如今在盛京将军依克唐阿部下担任骑兵哨长的赵振东。

他手里正反复拉动着一把精钢闪烁的罕见货色——温彻斯特1873型杠杆连发枪。这洋玩意儿在关外被称为“十三子快枪”，因为弹仓里能压进十三发子弹，出膛极快，是马背上的绝命利器。

“哥几个，看好了！这响儿，一响就是一钱银子！”

赵振东被席间一众旗人子弟吹捧得满脸通红，酒气上涌。他随手捏了一把身边陪酒女那敷满脂粉的俏脸，惹得那粉头一阵娇嗔，顺势抢过那女人的残酒一饮而尽。

雅间里香风阵阵，七八个陪酒姑娘围着桌子，个个浓妆艳抹，旗袍开衩高到大腿，雪白的腿根若隐若现。她们或端着酒盏喂酒，或靠在男人怀里喂葡萄，莺声燕语，笑闹不休。一个穿桃红旗袍的姑娘贴在赵振东身边，胸脯故意蹭着他的胳膊，嗲声嗲气道：“振东少爷，再喝一杯嘛，奴家陪你喝交杯酒～”她说着，把自己的酒盏递到他唇边，又将他的酒盏送到自己嘴边，两人手臂交缠，酒液顺着嘴角淌下，引得众人一阵哄笑。

另一个姑娘干脆坐到赵振东大腿上，纤手在他胸口画圈，媚眼如丝：“少爷今儿兴致好，奴家今晚就伺候你了……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把赵振东的手往自己腰间拉，隔着薄绸摸索那柔软的曲线。赵振东酒意上头，哈哈大笑，手掌在她臀上重重捏了一把，惹得姑娘一声娇呼，却又故意往他怀里钻。

就在这一片声色犬马、脂粉香浓中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在楼下戛然而止，紧接着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喊叫声。

“不好啦！少爷，别……别玩了！董二奶奶来了！”

一个十二岁的小马子撞开门，由于是从十几里外的大宅飞骑报信而来，脸色吓得惨白。

这五个字，就像是沸腾的油锅里泼进了一盆冰水。

刚才还威风凛凛的赵振东，像被针扎了屁股，猛地从虎皮椅上弹了起来。原本捏在手里准备赏人的金锞子“当啷”一声掉在地上。

雅间里的陪酒女们瞬间鸦雀无声，刚才的莺声燕语像被掐断的琴弦，戛然而止。她们面面相觑，慌忙起身收拾酒杯、胭脂盒，裙摆乱晃，香气散乱。

这位“董家二奶奶”，便是董二虎的次女董秀兰。

赵大龙这些年纳了填房佟佳氏，又添了几个小妾，家里乱成一锅粥。赵振东读书不成，父子关系冷若冰霜。反倒是后娘生的两个弟弟振西、振南，书读得极好，深受老爷子宠爱。

为了不让这个“当兵的粗人”耽误了弟弟们的前程，赵振东常年被“放逐”在府城的生意场和军营里。临终前，亲娘瓜尔佳氏怕他受欺负，定下了董家这门亲，指望沈清婉教出来的二女儿能给振东撑起一片天。

“躲哪？快，帮我找个地儿躲！”赵振东惊慌失措地转圈。

“少爷，走窗户！”杜小三起哄。

赵振东刚跑到窗边，一看底下，脸更绿了——董秀兰带来的两个贴身丫鬟已经板着脸守住了门口。

楼梯上响起了规律而有力的脚步声。

赵振东飞快地指挥撤席。两个陪酒女被塞进了阁楼，琵琶被踢到桌底。他本人飞快扣好马褂，抹了一把脸上的酒气和胭脂印，双手平放在膝盖上，脊梁挺得像根标枪。

门帘掀开。

进门的女子约莫二十七岁，穿了一身深紫色的暗花绸旗袍。尽管刚刚从十几里外的青坨子旗庄坐车赶来，但她发髻不乱，粉面生威，眉宇间透着一种经年累月打理大宗账目的干练与冷峻。

随着她进屋，一股清冷的檀木香瞬间压过了屋里的烟酒味和脂粉气。原本起哄的阔少们，竟下意识地集体缩了缩脖子。

董秀兰没有发火，只是静静地扫视了一圈。她看到地上的金锞子，又看了看那些还冒着烟的弹壳。

“十三子快枪，一钱银子一响。”秀兰开口了，声音清冷如碎玉，“赵哨长，依克公让你带兵，是让你在这赵家楼打坛子玩儿的？”

赵振东尴尬地陪着笑：“秀兰……不，二奶奶，这不……这不是刚拿到的新货，显摆显摆。”

秀兰冷笑一声，转头对那群狐朋狗友微微欠身：“各位，振东家有急事，这桌酒菜算在我账上，大家慢用。”

说罢，她看向赵振东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少见的温和：“大宅子那边，老爷子今晚要考两个弟弟的功课，咱们就不回去招人烦了。我已经让下人把这赵家楼后院的上房收拾出来了，今晚，你就住这儿。”

赵振东一听不回大宅，心里先是一松，紧接着一颤——住上房，意味着今晚要面对这尊“大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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